在台獨的各派系中,史明可說是特立獨行,由於他一向堅持社會主義,同時不放棄武力革命的主張,海外及台灣許多贊同台獨的人士都和他保持距離。然而史明始終不改初衷,仍舊不綴地思考如何來達成台灣獨立,以及其後的社會改造。
史明是「獨立台灣會」的創始人,但大多數人只知道他是《台灣人四百年史》的作者,這部鉅著即是以唯物史觀去剖析、詮釋台灣人的歷史。
史明對台灣前途的看法萌生於實際的人生經驗,七十多年來,他走過台灣、日本、中國,從一個粗具反日意識的少年,蛻變為堅決的台灣革命者。台灣獨立對他而言,不是一種抽象的政治理論,而是經由無數的切身體驗所累積、錘鍊而成的意念。
一、台灣‧日本
1918年史明出生於台北市士林施家,本名叫施朝暉,他的父親林濟川因長期住在妻子的娘家,所以由他繼承母姓。施家為士林大家族,也是養兵的巨戶,清朝時其族人曾分獲文武舉人、進士,也曾獲左宗棠贈匾。
史明的父親在日據時代曾參加「文化協會」【注1】,可說是一名進步的知識份子,史明成長於這樣的家庭中,自幼即耳濡目染反日的氣氛。
八歲時,他入學於台北市建成小學校,這是一所日人小學【注2】,每年所招收的二、三百名新生當中,只有四、五名台灣人,因此台籍學生常受日籍學生欺侮,台灣學生也因而分成兩派,軟派對日本人唯諾是從,硬派則與日人對立,甚至打群架,史明屬於硬派的成員,而他初步的反日意識也是由此形成。
台北一中(五年制)畢業後,為了脫離台灣惡劣的殖民地環境,史明前往日本進入早稻田大學經濟政治系的政治科就讀。當時他北一中同期的同學多志願習醫或法律,但他卻選讀了較「冷僻」的政治學。
當時早大的校風開放,它的政治科是私立大學中最優秀的。官學(帝大)畢業生多進入官僚體系,早大則是培育在野黨領袖的搖籃。二○、三○年代正值社會主義在日本盛行,著名的左派學者河上肇即在早大任教。熱情洋溢、智慧初開的史明浸淫於自由的學術殿堂之中,六年間廣泛涉獵了社會主義的書籍。
史明說,許多信仰社會主義的人並非勞動階層出身,像他即是為了探討人文主義(Humanism)的形成,才去研究社會主義。
1917年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史明受到極大的鼓舞。同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第三國際間「反殖民主義」、「民族解放」的呼聲蔚為風潮,連日本也受到衝擊,其中尤其以京都大學反帝國主義的色彩最為濃烈。從那時起,史明也開始關切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政策。
1942年,太平洋戰爭發生的次年,史明大學畢業,便決心前往中國抗日。此時日本在東南亞連戰皆捷,聲勢強大,他卻選擇去投入弱勢反抗的一方,要做這樣的決定,必須鼓起莫大的勇氣。而史明寧不為日本順民,毅然抉擇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史明去中國,並非出於同族同胞(漢族)的情感,而是基於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立場,這點他與同時代諸多對中國懷有祖國情結的台灣知識份子不同。史明說,台灣與中國長期以來即無社會關係,人民之間所謂「同胞」的情感已變得淡薄,而他的祖父輩對唐山來的清朝官吏極為反感,他自幼即得知唐山人常欺侮「本地人」。
二、中國‧台灣
史明先到日軍佔領之下的上海,加入同屬社會主義,具有反帝、反封建色彩的中共陣營。他根本未考慮去重慶,在他眼中「蔣介石是個軍閥」,國民黨則是「土豪劣紳的黨」。
不久他被派往晉冀、魯豫軍區的太行山受訓,兩個月後,由於他精通日語,又被調派至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在中國的這段期間,他化名為林鐸。
中共的諜報網係以一男一女為單位,偽裝成夫妻做為掩護。但孤男寡女在外,又朝夕相處,日久難免生情,有人假戲真做,甚至因女方懷孕而誤了要事。為了避免這種困擾,史明動了結紮手術。
日本投降後,史明在北京停留一年,後來又調到河北阜平的中共軍事幹部學校受訓。
1946年夏天,國共內戰揭幕,國民黨擁有強大的美式武裝,中共卻只憑著手榴彈及土製槍枝打游擊戰。在武力懸殊的情況下,中共退入根據地河北阜平,史明也被調遷到這個狼玡山高台上的基地。
從1945年起,國民黨在新竹、苗栗、嘉義、台東等地抓了四、五千名台灣兵,把他們整編為第107、170師。這兩師於1946年年底,被派到黃河沿岸作戰。
中共的武力雖弱,統戰卻相當強悍,國民黨的據點一一為其攻破,每次都被俘虜五萬、十萬人,其中也包括台籍士兵。台兵曾受過日本的軍事訓練,懂得操作近代武器,因此卸下國民黨的軍服,換上中共的軍裝後,又被派往前線。台共性情耿直強硬,又勇於衝鋒,因而死傷極為慘重。
史明在阜平讀了『解放日報』,得知台兵每每兩、三百名一批批地陣亡,非常心痛,於是他向延安【注3】建議,謂台兵不宜再被調至前線任其戰死,而應調入後方訓練,已俾將來返台工作。結果延安不僅採納這個建議,而且下令將史明調往太行山,負責組織訓練台灣部隊。
想不到這項任務竟使他洞悉中共醜陋的本質。由於在生活習慣、思想、社會關係上,台灣人與中國人差異極大,中共的組織一直無法打入台兵的圈子,於是中共調用廣東梅縣客家人及福建籍的幹部,製造福佬、客家兩語系台灣人的分裂,才滲透入台兵當中,這對史明不啻是一大震撼。他一向認為分化政策乃是殖民政策的中心,中共的人民解放軍號稱是革命的部隊,卻採用和帝國主義國家相同的手段來對待台灣人,實在令他大為反感、失望,這也是促使他日後出走的原因之一。
1947年到1949年間,中共推行土地改革,這原本是一項進步的政策,可使中國由封建社會轉型為資本主義社會。然而中共不僅取走地主的田產,還消滅他們的生命,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人割耳鼻凌遲至死,甚至連其家屬也未能倖免,他們被強制掛上某地主眷屬的牌子,被趕出家鄉,其他村莊不敢予以收容,竟任令他們大批大批地餓死,史明再一次受到衝擊,原來掌權後的中共,竟也搖身變為猙獰的劊子手。
毛澤東從上而下的個人獨裁,更令他對中共徹底失望,毛宛如中國歷史上的皇帝,神聖而不可侵犯,其「無謬性」遠超過日本天皇,這與社會主義主張平等、打破階級壓迫的理論,完全背道而馳。在所謂「解放區」的許多中國青年,也對中共的專權、殘忍大失所望。
1949年,蔣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之職。此時東北、華北的國民黨軍隊已被肅清,天津、北京、太原、青島均在中共的掌握之中。國民黨派張自忠、邵力子、劉斐三人先到北京求和,和談破裂後,他們見大勢已去,便投降中共。甚至連蔣介石的親信,原先守北京城的司令官傅作儀,也倒戈投靠中共。
這一年的五月,毛澤東、劉少奇巡視石家莊之後轉赴北方,隨行人員當中以中央大員優先通行。史明見脫離中共的時機已到,便假造路條,偽稱自己將被派往台灣工作,請沿途的同志予以保護放行。他先穿軍服往東行,由冀南德縣搭津浦線火車南下至濟南,再換便衣,從青島突破封鎖線返回台灣。
三、亡命日本
久違故鄉十多年,他兒時常去嬉遊的草山(陽明山)、芝山岩及士林農業試驗場已被蔣介石佔領為私人用地。
由於在中國的游擊戰經驗,史明決心成立一支台灣人的武裝部隊,1950年二月起,他集合二二八時倖免於難的三十名青年,在台北雙溪、苗栗大湖等地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並收集槍枝藏於陽明山後的施家柑園,準備槍擊蔣介石。
1951年年底,一部份的槍枝被特務發現,於是史明遭到通緝,開始在台灣藏匿半年,他曾目睹中國人處置異己的殘暴手段,深知若被逮捕必遭受身心皆難以忍受的酷刑。
1952年3月,他逃到基隆,擔任港口搬運香蕉的工人。當時碼頭的管制甚嚴,工人進出船艙均需戴紅帽作為辨識。五月時天氣漸暖,有一天他運貨進入招商局五千噸的貨輪天山丸號時,便伺機躲進艙底的香蕉簍底,潛赴日本。
抵達日本時,他立即被警察逮捕,日方準備將他遣送回台。史明辨稱自己是政治犯,要求予以庇護收容,日方缺乏實證而拒絕。恰好天山丸號的船長回台後向警總報告史明偷渡之事,警總於是寄給日本外交部一張通緝書,宣稱史明為「叛亂第一司令」,要求日方將他引渡。想不到這份文件竟成了史明為政治犯的證據,使他獲准在日本居留。
為了生活,史明先去擺麵攤、賣水餃,他的麵攤曾作為訓練島內地下工作人員的場所,後來這間麵攤被改建為十坪大的五層樓,成為他目前所經營的新珍味麵店。
五○年代台獨運動係以日本為中心,以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台灣民主獨立黨」及王育德的「台灣青年會」等為首。史明認為廖文毅的作法落伍,但他自己堅決的社會主義主張又很難獲得共鳴。
1967年史明主導成立「台灣獨立連合會」,想串聯旅日的各個台獨團體,但辜寬敏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及張春興、林水的「台灣獨立總同盟」不願加入,史明遂以「不能達成在日台獨運動大團結初志」為由,解散了「台灣獨立連合會」。稍後,同樣於那年,他創立了「獨立台灣會」,並將它定義為「一個社會主義的黨」。
自六○年代起史明即主張主戰場在島內,他仿效流亡倫敦的馬克思及列寧,潛心研究革命的方法和理論。
同時,他也開始鑽研台灣的歷史,1961年,他所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問世,這部鉅著於1980年、1986年分別以漢文、英文發行。
也是從這本書起,他改名為史明。他解釋說,古代中國的史官撰寫所謂「正統」的歷史,必須依照皇帝的心意,如有所不從,即遭到刑罰,因此史書中充斥著謊言,無法詳實記錄當代的事蹟。「史明」就是「把歷史弄明瞭」的意思。
四、社會主義的再出發
初抵日本這段期間,史明的內心充滿苦惱,亡命日本等於宣告他革命理想的根源—社會主義,在現實上已經失敗。1952年起,他去圖書館重新學習社會主義,想了解社會主義當前的挫敗,究竟是屬偶然或必然:史達林、毛澤東做出屠殺千萬人的慘事,到底是出於社會主義本身理論的謬誤,或者是他們個人人為的錯誤?
經過一番研究後,史明再次肯定了社會主義。他說,蘇聯、中國、東歐諸國,其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敗退,乃是人為不贓的後果,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及革命方法原本是一整套,然而在這些國家中,社會主義只被斷章取義施行了一部份,甚至遭到扭曲。
列寧和毛澤東都忽略了社會主義發生的客觀條件,及當時蘇、中兩國的社會現狀。史明說,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母胎,社會主義的產生肇因於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由歷史演進的過程來看,歐洲先從農奴封建社會進化為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段。
然而在1917年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後,列寧卻不待蘇聯從落後的農奴社會轉型為資本主義國家,即斷然實施社會主義,1936年,史達林實施史達林憲法,宣佈蘇聯成為共產國家【注4】。
在中國,也是未待資本主義發展,毛澤東便於1953年實施社會主義,又在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的政策,正式實行共產主義。
列寧和毛澤東所犯的另一項錯誤,則是輕視民主。史明說,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宛如雙胞胎,同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的產物,這兩者並存而不可分割,就歐洲的歷史來看,當自由經濟發生的同時,也產生了民主、自由的思想。民主是資本主義的一環,也是導向社會主義的要素之一。
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擊垮了封建勢力,但列寧執政後,卻把國家當成階級壓迫的機器,建立了以黨官僚為基礎的個人獨裁。(Nomenklatura,德文)
在中國,毛澤東則把個人專制加上中國封建的帝王思想,形成無與倫比的獨裁體制。他和列寧、史達林,可說是假社會主義之名,行個人法西斯之實。
五、台獨的兩階段革命論
史明認為台灣的資本主義是一種「跛腳的資本主義」,它係由外來力量強制植入,而非台灣社會本身的產物。最初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建立資本主義,以便於剝削台灣的資源與人力,國民黨政權則一手接收日本所留下的殖民體制,繼續壓榨台灣人民的血汗。目前百分之七十五的產業及財富全由國民黨所壟斷,台灣人民大多從事勞動及中小企業。
同時,日本及國民黨殖民政權只允許工商發展,卻不能容忍民主政治,他們一再打壓台灣的草根政治力量,這也就難怪台灣的民間企業一直無法蓬勃發展,資本主義也未能正常化了。
因此要達成台灣獨立及其社會改造,必須經過兩個階段的革命。頭一個階段是「民族、民主革命」,首先根除外來的殖民勢力,建立民主制度。史明強調民族革命並非要消滅中國人,而是要「打倒中國國民黨集團及其幫凶的台灣買辦所形成的殖民體制」。換言之,即是使他們無法再操縱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等到資本主義在台灣落實之後,再進行第二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一個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國度。
許多人問史明,共產主義者主張世界革命,廢除國家體制,何以他卻贊同台灣獨立,史明說,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藍圖相當模糊【注5】,他個人的立場是只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層次高於社會主義,目前台灣最嚴重的危機是可能被國民黨出賣,以致遭到中共併吞,因此民族民主革命才是現階段最緊要的課題,等到獨立之後,台灣才能再進行另一步的改造運動。
六、組織與理念
要完成革命,則需要大眾的參與並組織群眾,史明說:「通過組織,來壯大大眾的力量,才能打倒殖民體制,才能保障我們在台灣共和國所建設的民主,不再被壟斷。」他接著說明,如果中產階級取代國民黨成為新的特權階級,對多數的台灣人民而言,只是換湯不換藥,並未達到民主革命的目的。
組織群眾,則有待理念的結合,史明提出台灣民族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作為核心理念,它是「台灣人關心台灣前途而形成想要建立台灣成為獨立國家,想要建設國民經濟,同時想要發展固有台灣文化的思想和行動」。
史明認為,台灣民族主義乃是經由台灣人祖先一代一代所傳下來的精神傳統,四百年來,台灣人受荷蘭統治時反紅毛,受清朝統治時反唐山,被日本殖民時反四腳仔,二二八時反阿山,在這些抗爭的過程中,我們的先人死傷慘重,犧牲無數,因而產生了台灣人和外來統治者不同的共感和意識,進而萌生「出頭天」的意念。
「出頭天」是群眾語(有別於知識份子的用辭),用現代社會學、歷史學的眼光來看,「出頭天」就是不要人管,想自己當家做主的意思。這是台獨理論的基礎及其歷史背景,史明說,台灣獨立運動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它也是祖先流血受難所交代給我們的歷史任務。
要達成台灣獨立,當前的急務則以宣揚台灣民族主義及組織群眾兩項為最。
史明說,單單「民主」已不足以號召群眾、結合群眾,反而是「走群眾的後塵」,目前獨立已成為越來越多台灣人共同的渴望,訴諸「台灣民族主義」才能感動大眾,激發他們為台灣的未來而努力。
基於他長期對組織型態的研究,史明認為,面對國民黨這種組織力極強的對手時,屬敵大我小的狀況,反對運動的組織應該如冰山般,必須深入地下,只保留少數的檯面人物。
可惜大多數反對運動的團體太重視表面工作,只著重文宣和演說,群眾基礎則十分薄弱,這種倒三角形的組織模式,實在無法與國民黨抗衡。政治鬥爭乃是實力對抗實力的戰爭,運用理念來有效地連結大眾,才能擴增反對運動的力量。
這次獨台會事件即顯示了民眾的力量是任何政權所不敢輕忽的。原先,在中共施壓之下,國民黨以為只拿「獨台會」這個「冷門」的獨派團體來開刀,只抓了四名不甚出名的青年,預料不會發生變故,殊不知台獨的理念在民間已植下基礎,因而在今年5月20日時有大批民眾走向街頭,加以警察濫打學生、教授,更使民憤沸騰,國民黨此時才自知錯估了人民的實力,為了平息眾怒,國民黨將四名被告予以交保,這是四十年首樁涉嫌叛亂者仍能獲得保釋的案例,也是反對運動的一大突破。
七、終身的革命者
若非在談及台灣問題時,史明表現了獨特的見解和分析能力,誰都會以為他只是一個平凡的老人,在斜照的日光下,他銀灰的髮絲閃著柔和的光芒,雙眼皮分明的眼睛注視著手中的書冊,誰會想到這位看似沉靜、好學的老者,竟有五十年風浪起伏的革命生涯,而且迄今仍擔任一個地下革命組織的領導者?
平時,史明於白天經營料理店,夜晚讀書、寫文章。他的生活規律而簡樸,幾年前他患膽結石動過手術,但目前身體仍保持十分硬朗,雖已年屆七十四,今年夏天訪美,猶能參加各區的夏令會。
史明在中國時曾與一名日籍女子結婚,這位女士曾來台灣再回日本,兩人後來離異,四十年來史明一直單身獨居,無妻、無子。他視一位跟隨他工作數十年的工人視同己出,未來他的餐廳也將交給這名工人管理。
由於史明在日本被歸類為「亡命者」,一旦出境即無法入境,1978年這項法令被更改為在一定時數內入境,仍可獲准居留,因此遲至1981年史明才首次走訪美國。
八○年代初期,史明和當時流亡美國的許信良結合,他曾資助許信良的《美麗島周刊》,該雜誌也曾刊登鼓吹城市游擊戰的文章。稍後,史、許又合組「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卻因意見不同而告分裂。
史明知道自己是個「敏感人物」,不少人只因可能與他接觸過,就被羅織為叛亂犯入罪【注6】,所以他雖樂於和人交換革命心得,卻總在散場時獨自先行離去。
有人問史明,他為台獨運動和社會主義奉獻了五十年,甚至不惜毀傷自己的身體,斷送了婚姻及天倫之樂,況且他所走的路線,又是那麼艱險孤單,而且備受排擠、冷落,這樣的人生值得嗎?
史明回答,既然決心革命並選擇走社會主義的路線,孤獨、痛苦、沒有妻兒,全屬自己甘願,這些全出自他本身自由意志的抉擇,毋須後悔、抱怨。
史明說,「台灣獨立是我政治理論的出發點。」獨立是現階段的解放形式,也是一種手段;台灣全面的社會改造則是他的終極目標。
雖然,許多人難於接受史明左派的政治觀點及他一貫不放棄武裝革命的主張,然而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堅定立場,卻贏得普遍的肯定與尊敬。史明奮戰一生,從未獲得尊貴或榮耀,甚至極少聽到認同、鼓舞的掌聲,但他堅卓的意志力,不妥協、不搖擺的風骨,已樹立了反對運動領袖的一個典型,也成為引領台灣人民進步提昇的一股精神力量。
《注釋》
【注1】 文化協會:日據時代由台灣本土知識份子所發起的民間團體,旨在以台灣文化來喚醒台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
【注2】 日人小學:日據時代小學分成台人公學及日人小學,前者為台人而設,素質、設備、師資較低劣,後者主要為來台日本官員的子女而設,素質等各方面優於前者。
【注3】 延安:陜西延安是中共後方的老根據地,國共內戰時,它是中共的指揮中心,也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據點。
【注4】 社會主義的目標在於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共產主義的目標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是兩者的基本差異。
【注5】 史明說:馬克思曾五次更改「國家」的定義,他最大的成就,其實在於找出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及其社會矛盾。
【注6】 黃華、許曹德、嚴尹謨都曾因涉及獨台會而坐牢。